东汉的宦官专权与外戚干政 背景：皇权巩固与制度依赖 东汉（25-220年）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后，为强化皇权、制衡文官集团（尤其是士族），有意倚重两种特殊力量：一是 外戚 （皇帝母族、妻族），作为血缘盟友委以军政要职；二是 宦官 （宫内侍从），负责传达诏令、掌管内廷机要。这两种势力均无传统政治根基，理论上更依附皇权，构成了东汉“皇权—外戚—宦官”三角制衡的雏形。 循环机制：幼主继位与权力真空 东汉中后期（约1世纪后）频繁出现 幼年皇帝即位 （如和帝10岁、殇帝1岁、冲帝2岁等）。年幼皇帝无法亲政，依据宗法制度，由 皇太后临朝听政 。太后通常依赖本族父兄（即外戚）处理朝政，形成 外戚专权 （如窦宪、邓骘、梁冀等）。外戚常掌控尚书台（决策中枢）与军权，架空皇帝。 权力反转：皇帝成年与宦官反制 当皇帝成年后，为夺回权力，往往因深居宫廷、缺乏朝臣支持，转而联合身边唯一可依赖的 宦官 。宦官通过掌控禁军、传达密诏等方式，协助皇帝发动政变清除外戚（如汉和帝联合宦官郑众诛窦宪、汉桓帝联合单超等“五侯”诛梁冀）。政变成功后，宦官因功封侯、把持朝政，形成 宦官专权 。 恶性循环：士族、外戚与宦官的冲突激化 宦官集团缺乏儒家正统合法性，且常滥用权力、卖官鬻爵，引发 士族官僚 （尤其是太学生、清议名士）激烈批判，朝野形成“清流”与“浊流”对立。外戚为争取士族支持，有时也与宦官对抗。而皇帝为制衡士族与外戚，更纵容宦官。最终演变为 党锢之祸 （宦官诬告士人结党，两次大规模迫害清流），导致政治清洗、人才断层。 后果：统治根基瓦解与东汉崩溃 宦官-外戚的轮番专权造成 朝纲紊乱、财政枯竭、地方治理荒废 。士族离心，寒门上升通道被阻，社会矛盾激化。184年爆发的 黄巾起义 虽被平定，但为镇压起义，朝廷下放军权至地方州牧，形成军阀割据。最终，外戚何进为诛宦官召军阀董卓入京，引发 董卓之乱 （189年），皇权彻底崩溃，东汉名存实亡，进入三国割据时代。 历史影响：制度痼疾与后世镜鉴 这一循环暴露了 君主专制制度下，皇权依赖私人亲信导致的系统性腐败 。宦官与外戚作为皇权延伸，因缺乏制度约束而失控。此模式成为后世（如唐、明）警惕的教训，但类似问题仍反复出现。同时，东汉士族在对抗宦官中凝聚的道德共识与政治声望，为魏晋南北朝 门阀政治 的兴起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