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第二定理 科斯第二定理是产权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由罗纳德·科斯在分析社会成本问题时提出。为了理解它，我们需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开始，逐步构建。 第一步：理解“社会成本问题”与“交易成本”的基石 社会成本问题 ：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如工厂排放烟尘）对另一个主体（如附近居民）造成了损害（如污染、噪音）。这引出了如何平衡双方利益、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 科斯第一定理（铺垫） ：在一个 交易成本为零 的理想世界里，无论初始的产权（比如污染权或清洁空气权）被赋予哪一方，当事双方通过自愿协商和交易，总能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结果（比如工厂安装过滤器或居民搬迁）。此时，法律只需明确界定产权即可，分配结果与产权初始归属无关。 交易成本 ：这是关键转折。现实世界中，谈判、协商、签约和执行协议都存在成本，包括寻找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合同、监督履约、解决纠纷等所耗费的时间、精力和资源。交易成本往往很高。 第二步：科斯第二定理的核心陈述 正是基于对“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观察，科斯引申出了更重要的第二定理： 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中，产权的初始界定（或称初始配置）会对经济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带来不同资源配置效率和产出结果。 第三步：为什么初始产权界定变得至关重要？ 因为存在高昂的交易成本： 谈判可能无法发生 ：如果受损害方人数众多（如成千上万的居民），组织起来与工厂谈判的成本极高，可能导致无法形成有效的谈判集体，协商无从谈起。 协议难以达成 ：即使能谈判，双方对损害价值评估可能差异巨大，信息不对称和策略性行为会使谈判陷入僵局，协议成本过高。 协议执行与监督困难 ：即使达成协议，监督工厂是否按约定减排或支付补偿，也可能成本不菲。 第四步：定理的推论与政策含义 既然初始产权界定影响效率，那么： 法律与经济效率直接相关 ：立法者和法院在界定产权（例如，是赋予工厂“排污权”还是居民“环境权”）时，不应视为纯粹的财富分配问题，而应考虑到不同界定方式下可能产生的交易成本大小及其对整体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法律规则的选择具有经济后果。 应追求“产权配置成本最小化” ：社会（通过法律）应当将产权配置给那些 能够以最低成本避免损害发生 ，或者 对产权评价最高、最珍视它 的一方。这有时被称为“模拟市场结果”的立法原则。例如，如果工厂防止污染的成本远低于居民联合采取防护措施或搬迁的成本，那么将“清洁空气权”赋予居民，并迫使工厂承担成本，可能是更有效率的安排。 企业与政府存在的经济解释 ：科斯第二定理为组织和制度的存在提供了经济学理由。当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时，人们会寻求替代方式。 企业 作为一种组织，通过内部行政命令（权威）来替代一系列外部市场交易，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样，当涉及众多当事人的复杂外部性问题时，直接的 政府管制或征税 （如庇古税）可能比依靠私人谈判更节约交易成本，尽管政府行动本身也有成本。 第五步：实例说明 假设一条河流，上游有化工厂，下游有渔场。工厂排污会损害渔场。 情景A（交易成本低） ：假设只有一家工厂和一家渔场，双方信息透明，沟通容易。此时，无论法律将“排污权”给工厂还是将“清洁河水权”给渔场，他们很可能通过谈判达成有效解决方案（如工厂付费给渔场，或渔场付费请工厂治理）。 情景B（交易成本高 - 科斯第二定理适用） ：下游有数百家分散的农户和渔场，组织成本极高。如果法律将“排污权”赋予工厂，那么众多受损者很难联合起来与工厂谈判，污染将持续，社会损失巨大。如果法律将“清洁河水权”赋予下游用户，工厂就必须与每一个用户谈判以获得排污许可，这几乎不可能，工厂可能被迫停产或安装昂贵的处理设备。 哪种初始界定更有效率，取决于比较工厂的治污成本与下游用户的联合行动/损害承受成本 。法律需要在这两种成本之间权衡，选择社会总成本更小的那种初始产权安排。 总结 ：科斯第二定理将法律规则（产权制度）纳入了经济效率的分析框架，指出在充满摩擦的现实世界中， “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决定性影响” 。它强调了法律、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深刻联系，是法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