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第一步：变法的时代背景——北宋中期的“积贫积弱”困局 财政危机（“积贫”） ：北宋通过“不抑兼并”和“恩荫”等政策，赋予官僚地主特权，导致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基萎缩。同时，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军队（养兵以防内乱）以及对辽、西夏的“岁币”支出，造成政府财政连年亏空。 军事疲弱（“积弱”） ：为防止将领专权，实行“更戍法”，导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军队战斗力低下。面对辽和西夏的威胁，北宋在边境冲突中屡处下风，只能以金钱换取和平。 改革呼声 ：早在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等人便尝试推行“庆历新政”，旨在整顿吏治，但因触犯既得利益集团而迅速失败。这为后来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与教训。 第二步：变法的核心人物与指导思想 王安石 ：时任宋神宗朝宰相，是变法的主持者。他学识渊博，意志坚定，怀有“矫世变俗之志”，深信通过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可以富国强兵。 指导思想——“三不足”精神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体现了他破除迷信、不拘旧制、不惧舆论的革新决心。 核心理念 ：强调“理财”为治国之本，认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其政策核心是通过发展生产、调节分配来增加国家收入，而非单纯加重底层民众的赋税。 第三步：变法的主要措施与内容（富国与强兵两大类） 富国之法（经济与财政改革）： 青苗法 ：在青黄不接时，政府向农民贷款粮食或钱款，收获后加息归还。旨在抑制民间高利贷盘剥，增加政府收入。 农田水利法 ：鼓励兴修水利、垦荒，由官府协调或贷款支持，以促进农业生产。 募役法（免役法） ：将原本按户等轮流服差役的方式，改为由官府出钱雇人服役。原先不服役的民户（包括官僚、地主）需按等级交纳“免役钱”，此举增加了政府收入，也减轻了农民劳役负担。 方田均税法 ：重新丈量土地，清查隐田，根据土地肥瘠分等征税，旨在打击豪强隐田漏税，使赋税负担相对平均。 市易法 ：在主要城市设立市易务，平价收购滞销货物，市场短缺时再卖出，以平抑物价、打击商人垄断，并增加政府商业收入。 均输法 ：调整上供物资的征购、运输制度，要求发运使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原则采购物资，以减少浪费、降低运输成本。 强兵之法（军事与社会改革）： 保甲法 ：将乡村民户编组，十家为一保，农闲时进行军事训练，实行连坐以维持治安。目的是逐步恢复“兵农合一”，减少养兵费用，并建立地方民兵。 保马法（户马法） ：鼓励民间养马，政府给予支持或奖励，以扩充战马来源。 将兵法 ：选择有经验的将领，固定统率某一地区的军队，并进行专门训练，以提高军队战斗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兵不知将”的旧制。 军器监 ：设立专门机构监督武器制造，旨在提高兵器质量。 第四步：变法的激烈斗争与最终失败 反对派的构成与理由 ：以司马光、文彦博、韩琦等元老重臣及部分地方士绅为代表。他们反对的理由包括： 理念冲突 ：认为变法违背“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是“与民争利”。 利益受损 ：新法触动了官僚、地主、大商人的特权和经济利益。 执行弊病 ：在推行过程中，因用人与监督不力，出现地方官强行摊派贷款（青苗法）、加重小民负担等现象。 祖宗之法 ：认为剧烈变革破坏了宋朝立国的稳定体制。 新旧党争 ：变法引发了持续数十年的激烈党争，朝堂分裂为支持变法的“新党”与反对变法的“旧党”（后称“元祐党人”），双方随着皇权更替而轮流上台，政策反复，严重消耗了国力。 失败标志 ：宋神宗去世后，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在元祐年间被几乎全部废除。虽然后来宋哲宗亲政后有所恢复，但变法已失去连贯性。宋徽宗时期，新法更成为蔡京等人聚敛财富的工具，完全背离初衷。 第五步：变法的历史评价与遗产 积极意义 ：变法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发展了农业生产，增强了军事力量（如通过“将兵法”在对西夏战争中取得熙河之役等胜利）。它是中国古代一次规模宏大、系统全面的社会改革运动，体现了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进取精神。 失败原因 ： 深层阻力 ：触及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僚、地主、商人），遭到其联合反对。 执行偏差 ：缺乏高效、廉洁的执行官僚队伍，政策在基层走样，反成扰民之举。 过于激进 ：规模宏大、操之过急，缺乏缓冲与调整空间。 过度依赖皇权 ：变法高度依赖宋神宗个人的支持，缺乏稳固的制度保障，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长远影响 ：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提出的国家调控经济、抑制兼并、平均赋役等思想，成为后世改革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暴露了北宋体制的深层矛盾，其引发的党争加速了王朝的腐朽，对北宋后期的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