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的演变与衰亡》 首先，我们将 府兵制 定义为一种中国古代兵农合一、兵将分离的军事制度。其核心特征是：从受田农民中选拔士兵，平时在家耕种、训练，轮番到京城或边疆戍守，战时由朝廷临时委派将领统率出征。士兵的武器装备和马匹通常需自备。这一制度并非一成不变，其起源、鼎盛到瓦解，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第一步：起源与初创（西魏、北周时期） 府兵制诞生于南北朝后期战乱频仍的北朝。西魏权臣宇文泰于公元550年左右创立。背景是，西魏人口稀少，国力薄弱，难以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宇文泰将流入关中的六镇鲜卑军户和部分汉族豪强部曲进行整合，设立“军府”，其士兵称为“府兵”。府兵另立户籍，免除赋役，专事征战。此时的府兵带有浓厚的鲜卑部族兵制和汉族豪族私兵色彩，兵将关系紧密，是职业军人的性质。 第二步：鼎盛与规范化（隋朝至唐前期） 隋朝统一后，对府兵制进行了关键改革：将军户编入民户，户籍统一归于州县管理，只有军役名册在军府。这意味着府兵制与均田制彻底结合——府兵从受田农民中选拔（通常是家境中等以上的农户），平时耕作，农闲训练。唐朝继承并完善了这一体系，在全国设置六百余个“折冲府”，分属中央十二卫和东宫六率。府兵定期到长安“番上”（宿卫）或戍边，任务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有效防止了将领拥兵自重。这一时期，府兵制达到了“强干弱枝”（中央军力强大）、兵农合一、节省军费的理想状态，为唐初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步：制度的内在矛盾与瓦解（唐高宗至玄宗时期） 府兵制的繁荣建立在两个脆弱基础上： 均田制的稳定 和 战争负担的适度 。随着时间推移，矛盾爆发： 土地兼并导致兵源枯竭 ：均田制逐渐破坏，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或流民，不再具备自备资装（“弓、矢、横刀”等）的经济能力，也就丧失了当府兵的资格。 兵役负担过重导致逃避 ：唐朝边疆战事日益频繁、延长，戍边和出征时间远超规定。府兵常常破产，甚至死亡逃散。“番上”戍守也成了苦役，富人纷纷买通官府逃避兵役，兵役负担全压到贫苦农民身上，“民避征戍，逃逸无算”。 军事形势的变化 ：面对吐蕃、突厥等周边政权的长期压力，临时征发、轮番戍边的府兵已不适应长期防御的需要。边疆地区急需常驻的、专业的军队。 第四步：替代与衰亡（唐玄宗开元年间） 为应对危机，唐朝进行了军事制度改革： 募兵制的兴起 ：公元723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建议，招募长安的壮士和失业丁口，组建“长从宿卫”（后称“彍骑”），替代番上府兵负责宿卫。这标志着中央宿卫系统率先由征兵制转向募兵制。 节度使体制的形成 ：在边疆，则广泛设立节度使，其麾下士兵主要由长期服役的募兵（“长征健儿”）构成。他们由朝廷供给衣粮，专事征战，职业化程度高。至此，府兵制在边防系统也被取代。 到公元749年（天宝八年），朝廷正式下令停止折冲府向中央派遣府兵，各军府的空名账册也废弃了。这被视为府兵制在法律和事实上彻底消亡的标志。 总结与历史影响 府兵制的衰亡是均田制破坏、社会经济变化和军事需求演进共同作用的结果。其瓦解带来了两个深远影响： 军事格局的巨变 ：职业募兵（特别是边疆的“长征健儿”）与节度使结合，导致军权、财权、行政权集中于边将之手，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军事集团，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并难以平定的一大结构性原因。 唐宋军事体制的转折 ：府兵制是“兵农合一”古典理想的最后实践。它的失败宣告了以世兵制、征兵制为主的时代告一段落，中国从此进入了以 募兵制 为主流的新阶段，直至清末。宋朝的“禁军-厢军”体系、明朝的“卫所制”（初期有府兵影子但很快变质），都是在对这一历史教训进行反思和调整后的不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