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宗教战争 欧洲宗教战争的核心起因是16世纪宗教改革所导致的基督教世界分裂。当马丁·路德在1517年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后，新教（包括路德宗、加尔文宗等）与罗马天主教之间的教义冲突逐渐从神学辩论发展为政治对抗。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邦国根据“教随固定”原则选择不同信仰，但这一临时妥协无法解决根本矛盾。新教诸侯与天主教皇帝之间的权力争夺，加上 Calvinism 在帝国境内未被承认的现状，使得宗教问题与领土主权问题紧密交织。 战争的第一阶段（1618-1635）以波西米亚起义为起点。1618年布拉格“掷出窗外事件”中，新教贵族将皇帝代表扔出窗口，直接触发波西米亚叛乱。1620年白山战役中天主教联盟的胜利导致波西米亚新教势力被铲除。随后丹麦介入战争，但被瓦伦斯坦与蒂利伯爵率领的帝国军队击败。这一时期出现了军事创新：瓦伦斯坦建立的雇佣兵制度使军队脱离地域限制，但同时也催生了“以战养战”的残酷掠夺模式。 1635年战争进入决定性转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早先以“保护新教”名义参战，其线式战术与炮兵革新重创帝国军队。但瑞典在吕岑会战虽胜却失去国王后战力衰退，促使法国首相黎塞留直接出兵干预。此举标志战争性质从宗教冲突彻底转变为波旁王朝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霸权争夺。法国与瑞典联军在罗克鲁瓦战役（1643）中粉碎西班牙方阵神话，蒂雷纳子爵与孔代亲王的机动战术逐步瓦解帝国防御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的缔结过程体现新型外交秩序。历时五年谈判期间，各国首次采用“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承认神圣罗马帝国诸侯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条约内容包含：正式承认加尔文宗合法地位；瑞士与荷兰独立获得国际确认；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实际控制权；瑞典掌握波罗的海南岸港口。这些条款实质上构建了以领土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国际体系雏形。 战争的深层影响重塑了欧洲社会结构。持续三十年的军事行动导致德意志地区人口锐减三分之一，催生了早期战时国际法（如格劳秀斯《战争与和平法》）。各国为维持常备军建立官僚征税体系，中央集权进程加速。宗教宽容原则虽未完全确立，但“教随固定”原则从邦君层次下移至领主层次，为信仰多元化奠定基础。艺术领域出现反映战争创伤的“废墟文学”与带有悲怆风格的宗教音乐。